在2016年之前，韩国强有十二年没有写过诗了。那段漫长的封笔岁月里，他有另一重身份，媒体人，投资顾问，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创始人。十多年的媒体生涯如大江大河，隔开了他的创作生命。在河的彼岸，年轻气盛的他崇尚法国象征派，希望诗行是从尖端向尖端的跳跃，他注重文本内部的美和自洽，渴望像先知一样写诗，“把自己献祭出去”。当少年诗人兰波声称“我，是另一个”时，他所强调的也正是这种自我献祭：将自己暂时让渡给更加神秘的写作冲动，不惜以晦涩为代价。韩国强1986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，二年级时担任复旦诗社社长，少年初露锋芒的才华很快受到更权威的认可，他成了上海市大学生诗人联合会主席，中华全国大学生文学联合会副主席。而这些头衔又似乎远远不如他的另一重身份重要——千禧年前后，活跃在互联网上小有名气的网络写作者“天骄”。2023年夏天，在河的此岸站立着的，是如今的韩国强，他刚刚从数十年媒体生涯的滚滚红尘中打捞起自己，回身面对年轻时的诗行，竟和当年的自己“大动干戈”起来。一切对语言自然而轻巧的驾驭，其实都是多年来反复删改的结果。现在，他是听诗会上沉默聆听、不吝赞美的那一个，是在草地星空下和爱诗者融为一体的那一个，他如今的诗人头衔旁还需添上一笔：公益诗歌项目团队“我们还有诗”的发起人。
天涯版主与他的“天骄”岁月
他在媒体时不写诗，写诗时亦不考虑再做媒体。“做媒体和写诗其实是相互冲突的。”在韩国强看来，有价值的新闻关注的是滚滚红尘，是社会现实，而媒体人需要去攫取的总是特别丑陋的东西，一个有责任感的媒体人总是如此。相反，关注纯粹的美学问题有时并无价值。那些年，他在复杂的媒体圈也有自己的底线，那就是宁愿沉默也不撒谎。2010年后，传统报业和媒体的“衰落”反而给了他一个机会，让他能够退回诗歌，退回纯粹的遣词造句。作为和互联网一同生长起来的初代网民，一代天涯文学创作版版主，他也许比很多人更明白传统媒体的大势是如何消散的。成立于1999年的天涯社区，是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网络社区之一，被誉为“全球华人网上家园”。那时，互联网80%的网络热点出自天涯，无数即将引领时代的高学历网民、未来的写作者还潜伏在天涯。 韩国强生活照（被访者供图）
千禧年代最初的那几年，韩国强将自己最后一个创作高峰留在了天涯社区，那时，他是文学创作板块“舞文弄墨”的版主“天骄”，在博客、榕树下等网络社群中也有一众追随者，依照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天骄就是初代KOL应有的模样。互联网写作及时的互动和反馈让人乐此不疲。眼前的韩国强感慨到，“那时的财富梦还没有席卷互联网，没有流量变现，没有游戏，互联网几乎就是为文学而生的。”后来，致富梦裹挟了整个中国，互联网则成为重灾区，今天的互联网写作与那时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2000年，韩国强将自己野心勃勃的长诗《先知》挂到了网上，彼时活跃的“互联网大V们”击节叹赏。他把晦涩的自赏和通俗的坦白，分别放进长诗和短诗两个口袋，前者是面向语言的游戏，后者是面向公众的布道。长诗《先知》的写作像是他对纯诗的一次终极的完成，一个给自己的美学交代。自那之后，他开始了另一种方向的美学追逐——对诗的公共性的追逐。
把音响还给诗歌
从媒体人到诗人，有一种气质在他看似矛盾的双重身份中始终融会贯通，那就是面向大众，相信大众。面向公众的意识在90年代末的互联网写作时期，就已经根植在韩国强的创作基因里。在他看来，做媒体和做诗人的共通性之所在，就是相信大众是可教化的。韩国强坚信，大众依旧需要诗，且会更加需要诗。西方颓废派对大众深恶痛绝，而转向圈子抱团取暖，在当代，抱持着此种姿态的中国诗人也不在少数。而韩国强却不同，他年轻时就在散文集《骑字飞行》中写到：不进圈子，不立山头，不拜码头。比起圈子，他更在乎的始终是那些真正热爱诗歌的读者朋友。“如今的诗坛太容易成为诗人之间的自娱自乐”，对这一现象的极度不满也成为他发起“我们还有诗”公益项目团队的原初理由。把诗歌还给大众，其次，还要把诗歌原初的音乐性还给诗歌，怀揣着这些目标，韩国强决定组织他自己认同的“听诗会”。他如今把诗歌看作一种公共艺术项目，好的诗歌应该被朗读，好的当代诗人应该被推介，而诗歌的音乐性，其实就是诗歌的公共性。 韩国强生活照（被访者供图）
“我现在喜欢的诗歌都兼顾朗读性和文本性。”好的诗歌应当首先是一种好的音响效果，韩国强也深谙法国象征派的这一教诲。因为深知诗不可译，深知诗意过于脆弱，太容易在翻译的颠簸中被折损，以致面目全非，因而他格外珍视我们这片土地、这个时代真正杰出的母语诗歌。在韩国强看来，80年代之后，大陆中文语言的进化以极其迅猛的速度进行着，在短短十几年间追赶上了西方诗歌现代化漫长的演进之路。可以和海子比肩的优秀诗人大有人在，他惋惜，“可真正好的诗人远远没有被推介，大众根本看不到”。因而，这个夏天，“我们还有诗”团队策划了“星空下听诗会”和“童诗世界读诗会”，它们发生在大院和公园，披着星空，坐卧草地。韩国强还希望，未来有一天，诗歌可以发生在我们穿梭而过的街道，或是某座不风靡的小岛。
童真与恐惧
8月末，在上海建国西路音昱听堂“童诗世界读诗会”现场，成年读者们和47位爱诗的孩子共赴了一场童心的邀约。成年人总是不由分说地将童年简化为空白、纯真和欢乐，这也许是人类所做的最漫长、最粗暴的一场假设。孩子的心莫名充盈着诸多热烈、爱与愉悦，与此同时，阴郁也影影绰绰地闪现在他们意识的缝隙里——那些人类最原初的忧郁和恐惧。五岁半的杨智诚写到：“睡觉的时候，不要关灯，因为眼睛闭起来，太黑了。黑的里面，特别大。”尚未驯化词语的他们，在稚嫩的诗行里忠诚地记录着一切，而这些，似乎恰恰就是阅读童诗之必要。 “童诗世界读诗会”现场（受访者供图）
“在孩子们的语文教育中，现代诗始终是缺失的。童诗的写作应该是最自由的。诗歌的世界里没有病句。泰戈尔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，他的诗句在课本上是被当作病句来修改的，这很滑稽。”韩国强总结到，童诗应该有语言的自由、想象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。童年是庞大臃肿的母题，对于所有诗人而言都是如此。成年后，韩国强回忆起儿时与“雨水和死亡”的一次面面相觑，写下了一串寄望童年深渊的诗行：1974年，6岁的韩国强仿佛第一次面对死亡。“怕死。我每一天都在面对死亡。”如今55岁的韩国强别过一颗依旧年轻的脑袋，一边透过咖啡馆的玻璃窗凝视街道，一边一字一顿地强调。有趣的是，2014年，46岁的他作为“飘一代”的代表人物接受《新周刊》的采访时，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。仿佛时代打马而过，不变的只是那份想要和死亡“好好说说话”的赤诚和恐惧。
是大众之诗，不是媚俗之诗
疫情期间，韩国强和他身边爱诗的朋友们共享着一种强烈的直觉，那就是诗歌即将复兴。据他观察，对富饶的物质生活的追逐在2019年到达了巅峰，“而疫情之后，造富梦的破灭，会使得人们的精神需求再度回归。我相信2020年之后，文学又会回归主流了。公众又会开始需要文学、需要诗歌了。”“有风吹过，万物的孔洞自然迎风歌唱。诗意就是一种唤醒。因为对美好事物的感应，是人类的本能。它不来自于技巧，更不来自于华丽的辞藻。每个平凡人，都有可能在日常生活的流水账中，在低头忙碌之中，忽然听到，或者忽然看见。”在韩国强心底，那片刻的诗意，“给脆弱的生存以抚慰，给世俗的灵魂以神圣的庇护”。秉承着这样的心意，他和TEDxHuangpu社群一起，面向大众征集平凡之诗，希望在愚园路用诗歌刷一条小街，策划一场属于所有平凡人的现场读诗会。如今频频作为公益项目发起人的韩国强，虽然主张诗歌作为公共艺术的大众性，但也誓死捍卫“大众之诗”和“媚俗之诗”之间的基本边界，他不允许诗歌行为堕入庸俗不堪的局面。提到当代盛行的口水诗和下半身诗人时，他斩钉截铁：“形式的创新只有一次。”他认为，所有形式的创新在第一次发生时皆有非凡意义，而剩余无休止的复制则毫无价值，恰如杜尚的小便池只有一次，其追随者则庸俗不堪。 韩国强生活照（被访者供图）